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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代楷模--“中國肝膽外科之父”吳孟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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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黨群工作部來源:國投金城冶金有限責任公司
文章附圖

 吳孟超(1922年8月31日),出生于福建省閩清縣,著名肝膽外科專家,中國科學院院士,中國肝臟外科的開拓者和主要創始人之一,被譽為“中國肝膽外科之父”。
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(1940年)進入同濟附中,1949年畢業于原同濟大學醫學院(今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)獲學士學位,199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,2005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,2011年5月,中國將17606號小行星命名為“吳孟超星”。2012年2月3日,光榮當選感動中國2011年度人物。  

吳孟超是最先提出中國人肝臟解剖“五葉四段”的新見解,在國內首創常溫下間歇肝門阻斷切肝法,率先突破人體中肝葉手術禁區,建立了完整的肝臟海綿狀血管瘤和小肝癌的早期診治體系。他主持建立了肝膽外科疾病治療及研究專科中心,先后獲國家、軍隊和上海市科技進步獎24項,出版《腹部外科手術學圖譜》、《肝臟外科學》等醫學專著19部,發表論文220余篇。


柳葉刀尖


“啪”,護士遞來的手術刀,與他的手掌輕輕相擊。

6號手術室。又一次,老人伸向血肉深處,靜靜摸索。

剝離、阻斷、切除,他雙手取出腫瘤,緩緩托起。這一刻,這個重達5斤的肝癌腫瘤,不過是一枚枯萎的毒果,而曾經被它肆意吞噬的肌體,已然跨過重生之門。

這是一雙白皙、修長的手,不顫不曲,靈巧有力。唯有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內側彎,那是常年握止血鉗的結果。

這雙手曾在馬來西亞割過橡膠,曾在抗戰烽火中為建筑大師梁思成描過圖,曾被人稱為天生的藝術之手。但,它們最終選擇在一個與生命最近的地方勞作。

這雙手在肝臟的方寸之地破譯生命密碼,把1萬多名病人拉出了人生的絕境。許多患者千里迢迢趕來,仿佛握一握它們,就看到了生之亮光。

這雙手屬于吳孟超,一個從醫68年的醫生,一個有著55年軍齡和黨齡的軍人、共產黨員。

中國科學院院士,第二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院長,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,中央軍委授予的“模范醫學專家”……吳孟超有眾多頭銜,但病人都叫他“老神仙”,學生們稱他“老爺子”。

吳孟超今年89歲,身高162厘米,背有些微駝。他至今仍保持著年平均200臺的手術量——這或許是世界上做手術時間最長的紀錄了。

他忘記了時間,時間也忘記了他。

他和時間一起,詮釋著那守護生命高地的兩個大字:醫魂。


大愛無言


“如果有一天我要倒下,就倒在手術室里,那將是我最大的幸福。”

快,準,狠。

——在吳孟超的手上,誕生了享譽中外的“吳氏刀法”。

沒有申請專利,但得了真傳的弟子外出做手術時常常讓同行驚嘆:“你是吳孟超的學生吧?”

2011年1月17日上午,62歲的費新根躺在了吳孟超的手術臺上。

3個月前,在某家醫院里,這位嚴重的肝硬化和肝癌患者白白地“挨”了一刀——肚子打開,才發現腫瘤長在最復雜、最危險的中肝葉,而且包在主血管上,醫生不敢切。要家屬簽字做肝移植——40萬元,這個普通家庭哪里拿得出來?只好又給縫上了。

面對輾轉找來的病人,吳孟超3次B超查看,召集專家會診,最后決定:根本不需要肝移植,腫瘤能切除,而且由我來親自切。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吳孟超時而定睛揮鉗,時而探向看不到的地方,摸準了,又是一刀,嘴里還不住嘟囔:“沒好好檢查就把人家肚子切開……怎么會有這樣不負責的醫生啊……”

僅僅兩個小時,腫瘤成功摘除。患者幾周后康復出院時結賬,2萬元。

并不是所有的手術都波瀾不驚。

1986年的一次手術中,病人巨大的血管瘤突然破裂,出血不止。助手們想用絲線結扎,但就算用最粗的線,也扎不住瘤子如凍豆腐一般薄脆的壁。

這是此前從未遇到過的險情,病人命懸一線。吳孟超一把取過鹽水紗錠,剪下一縷寬布條,扎住了破裂的血管。

在助手嚴以群的記憶里,這樣止血,前無古人,后無來者,唯大師才有這般果敢!

手術臺上的一幕幕,吳孟超的學生們津津道來。

別人先處理枝蔓,他一上來直奔主題;別人邊做邊想,他幾無停頓;別人兩個小時完成的手術,他能縮短為一個鐘頭。

“手術時間越短,病人的身體恢復越快!”有一年去法國觀摩手術,法國醫生不緊不慢,吳孟超倒是急出了一身的汗。

他的雷厲風行,像機器設定般熟練精準,又如高山流水作畫作詩般一揮而就。

即使是最富想象力的作家,也難以描繪出肝臟結構的復雜程度。

進出肝臟的4支管道,是肝部血管的主干。主干分出更多密密麻麻的小血管,如同一棵大樹,枝葉繁茂而難以盡數。

作為內臟中最大的器官,肝臟強大而又脆弱。主干和主要連接是不能碰的,哪一處捅壞了,病人都可能活不了;肝靜脈壁更是比紙還薄,鉗子一觸就破。

肝外科醫生們的手術刀,就是在這縱橫交錯、險象環生的血管間游走,逢山開路,遇水搭橋,斬關奪隘!

“開刀就像編籃子,有的人沒編幾個就很圓,有的人編了一輩子都是扁的。”吳孟超開玩笑說,外科醫生是有天賦的。

“其實大家都知道,吳老手術厲害,是因為肝臟在他眼里早就是立體、透明的了。”第二軍醫大學校長劉振全說。

他清楚每條血管的走向,如同將軍了解戰場上的每一道河流山川。

上個世紀50年代末,肝臟的內部結構還是一個無人知曉的謎。在一間臨時搭建的草棚里,吳孟超和同事們反復試驗。

怎么做出真正的肝臟血管模型?1959年春天,容國團在世乒賽上為中國奪得首個世界冠軍的消息,點燃了吳孟超的靈感。他把乒乓球剪碎了泡入丙酮溶液,再把溶化后的膠狀物注入肝臟血管。

定型成功!肝臟血管構架像珊瑚一樣呈現在面前。

這些美麗的珊瑚,開啟了吳孟超向肝膽外科進軍的歷程,也是中國一代代肝膽外科人的啟蒙教材。

半個多世紀以來,吳孟超創立的“五葉四段”解剖學理論,奠定了中國肝臟外科的理論基礎;創立的間歇性肝門阻斷切肝法,提高了世界肝臟切除術的安全性;他完成了第一臺成功的肝癌切除手術,創下了世界肝母細胞瘤切除年齡最小的紀錄……

當人們把“中國肝臟外科之父”的美譽送給吳孟超時,他同樣對這項事業報以深深的感激。“能用學到的技術為人民解決痛苦,是一件很幸運的事,也是我畢生最大的追求。”

“您已經功成名就,別再做手術了。萬一碰上失敗,毀了一世名聲咋辦?”有人勸告耄耋之年的吳孟超。“老爺子”很火:“我的名聲和病人的命放在一起,你說哪個更要緊?”

吳孟超至今堅持每周做6-8臺手術。哪個星期手術排得少了,他就不高興。結束得早,他會趴在別的手術室窗戶上往里張望,看到不滿意的事,還得“罵”兩句才走。與那些可以算作自己“孫輩”學生的助手們一起工作,吳孟超覺得自己年輕了,而每挽救一個肝癌病人所帶來的愉快,更是無法衡量。

有年春節,護士長程月娥看到吳孟超走出手術室的洗澡間,很是奇怪:“這幾天沒有手術,您上這兒干嗎呀?”

吳孟超捋捋濕漉漉的頭發:“沒事,來轉轉。”

程月娥大笑。“老爺子”這是在家里憋慌了,來手術室過把癮呢!

上個世紀80年代,吳孟超曾擔任第二軍醫大學的副校長。

“最不喜歡別人拿著一堆東西找我簽字!”吳孟超的性格直爽而簡單。常常是會開到一半,他站起來就往外走:“我開刀去了。”碰到不開心的事,他也總說:“開完刀就好了……”

“我是個外科醫生。如果有一天我要倒下,就倒在手術室里,那將是我最大的幸福。”吳孟超離不開手術臺,就像戰士難舍鋼槍,農民戀著自己的莊稼田。

這份愛如此濃烈,盡管步履已不如年輕時輕捷,歲月竟沒有在他的雙手上留下痕跡。同事們說,跟幾十年前相比,吳老的手一點兒不抖,精氣神絲毫不退,技術還更加爐火純青!

“我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強。要是不能保證完成手術的話,絕不會上手術臺!”吳孟超對自己的能力了然于胸。

不熟悉的人,多少有些疑惑。

日本的同行來過,端著攝像機把吳孟超的手術從頭拍到尾,也沒能弄清楚他那雙手是怎樣成就了“第三只眼睛”;

美國的教授來過,手術連看3天,最后還是不相信:“他真的有80多歲了?”

他是天生的外科醫生,他是柳葉刀尖的舞者,他是特殊材料鑄就的鐵漢,他是讓時光駐足的強人。

2005年以來,吳孟超每年都參加“健康軍營行”活動。下連隊,上哨所,白發的將軍為年輕的戰士們查體看病,成為多少邊防軍人最溫暖的記憶。

98抗洪,他堅決要求到前線。10年后的汶川救災,他又提出和學校醫療隊一起奔赴災區,背包都打好了,最后還是被留在后方救治轉運而來的傷員……

2004年,陳漢教授去世。4年后,裘法祖院士去世。

一個是他的同事與好友,一個是他的恩師與至交。

比他更年輕和比他更老的老頭走了。似不經意間,吳孟超向跟隨自己20多年的程月娥說了一句:“我的有生之年恐怕不多了。如果哪天我真的倒在手術臺上,你知道我是愛干凈的,給我擦擦,不要讓人看見我滿頭的汗。”

聞者淚濕襟衫,吳孟超的目光卻依舊清澈如水。


醫者仁心


“醫生沒有挑選病人的權利,只有為患者解除病痛的義務。”

最終找到東方肝膽醫院和吳孟超的,大多是無路可走的重癥病人。

2004年,正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求學的湖北女孩甜甜生命垂危——她的中肝葉上長了個巨大的海綿狀血管瘤,稍有不慎,就會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死亡。

多家醫院拒絕收治。盡管早在1963年,吳孟超就成功實施了中國和世界上第一例中肝葉切除手術,直到21世紀,仍少有醫生敢涉足這一“禁區中的禁區”。

好心人說,上海有個吳孟超,你們找他試試吧。這個20歲出頭的花季姑娘,就這樣站在了吳孟超面前。

要進手術室了,父母抓住甜甜的手不肯放,甜甜也告訴自己,這恐怕是今生最后一面了!吳孟超立即彎下腰輕聲說:“不要緊張,你醒來的時候,我們都在你身邊……”

兩天后從昏迷中蘇醒,甜甜看到的第一個人是吳孟超,聽到的第一句話是“你沒事了”。生命還在!

甜甜這時才知道,手術做了整整10個小時,吳老創造的肝門阻斷,前所未有地在一個手術中實施了4次,才將那個重達9斤、足足有排球那么大的瘤子切下來。

5年后,甜甜把自己的婚禮選在了從吳孟超刀下獲得新生的那個日子——9月24日。

國外的文獻中,直徑4厘米的血管瘤就被定義為“巨大”。然而,吳孟超面對的,幾乎都是“超級巨大”的腫瘤。

1975年,安徽農民陸本海挺著像臨產孕婦一樣的大肚子前來求治。12個小時手術,吳孟超和同事們大汗淋漓地切下一個18公斤的瘤子。

直到今天,這仍是世界上切除的最大的肝部血管瘤;直到今天,陸本海仍健康地活著。

翻開吳孟超的履歷,他在無數個本可以拒絕的病例中創造出了一連串的“之最”。無論是在幾十年前還是今天,無論在中國還是海外,這些教科書般的經典案例都是難以復制的奇跡。

“做手術不是做病理解剖,而是面對一個活生生的人。”許多外科手術教程都是這樣開頭的。“治療病人,猶如將他們一個一個渡過河。”老師裘法祖的這句話,更是讓吳孟超記了一輩子。

一個冬夜,吳孟超忙完一天回到家,已是晚上11點多。跟隨他多年的秘書李捷瑋,第一次從吳孟超口中聽到了一聲嘆息:“我累得腿都抬不起來了……”

李捷瑋扶著他上了樓,吳家門口卻守著好幾個病人。一問,都是來請吳孟超看片子的,等了半天了。

“這么晚了,你們怎么還在這里?吳老也要休息啊!”李捷瑋有些生氣。

吳孟超也說:“你們能不能明天再來……”話說了一半,又改口:“進屋坐吧。”

一到吳孟超出門診,門診部主任滿曉波就揪心。好不容易見到大夫,病人總是反反復復地傾訴,生怕醫生沒聽明白自己的病情,但吳老一個上午要看10個病人,其中大多數還要親自做B超吶。滿曉波心疼,偶爾會忍不住打斷病人。這個時候,吳孟超總是狠狠地瞪他一眼:“你多什么嘴?”

“一個人得了肝癌,整個家庭往往都垮了。跟病人多說句話,跟他握握手,就能給他和全家人信心。”吳孟超說。

一個日日目睹生命苦難的人,胸懷一定是博大的。否則,他的心怎能盛得下那么多孤注一擲的托付?

冬天查房,吳孟超會叮囑學生,先把聽診器焐熱了。每次為病人做完檢查,他都幫他們把衣服拉好、把腰帶系好,彎下腰把鞋子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。每個大年初一早上9點,他會準時出現在病房,雙手握住病人的手,一個不落地向每個在這里住院的人道一聲:“新年好!”

歷經歲月積淀,大醫之風成就無數傳奇與傳說。

醫院門口,常有人見到吳孟超就撲通一聲跪下,遞上帶來的CT片。年近九旬的吳孟超就那么在太陽底下站著,一看就是半個小時,然后朗聲道:“還有救,來住院吧!”

對方無不欣喜若狂,淚流滿面!

在很多被病魔折磨的人們心里,吳孟超是神仙,他那雙金手輕輕一動,就能讓人起死回生。

吳孟超當然不是神仙。怎樣才能治病救人?他說,一要愛病人,二要有技術,三要踏實地工作。

對工作的要求,吳孟超近乎完美。

集體會診,大家一致認為應該開刀。吳孟超會一個個詢問,你們都說開刀,麻醉選擇什么?器官插管準備好了沒?肚子開了拉不上怎么辦?他要求大家像放電影般一步步預想手術過程,想好了,才能確定做不做、怎么做。

即使手術方案已經無誤,手術前一天,吳孟超還會與B超室醫生一起再次進行病灶確認。晚上躺在床上,他會拿著B超圖設想手術部位的三維畫面。第二天進了手術室,還要再讀一次片。

將軍不打無準備之仗,吳孟超不做沒把握的手術。

按理說,像吳孟超這樣的大師,是不需要全程手術的。助手們把準備工作完成了,病人的腹部打開了,他再來也不遲。

但,吳孟超往往會比所有人提前20分鐘到達。洗手,規定時間3分鐘,他要洗上5分鐘,還管別人——“你怎么這么快就洗完了?”腫瘤切除了,他還不走,坐下看學生們縫合——“你怎么選那么粗的線?間距是不是太大了?”對于收紅包、拿藥品回扣的事,吳孟超深惡痛絕。他給自己的醫生們定了不少規矩:如果病人帶來的片子能診斷清楚,決不讓他們做第二次檢查;能用普通消炎藥,決不用高檔抗生素;手術縫合盡量手工——吻合器要好幾千塊,手縫雖然多花20多分鐘時間,不要錢……

在這所醫院,肝癌手術所有費用不過2萬元左右,遠遠低于國外和國內大多數醫院。一位賣了房產來求醫的病人接到賬單時感慨:“沒想到大上海會有這么低的收費!”

“我們要用技術對病人負責,為病人省錢。”這是吳孟超從醫一生的習慣。經營醫院,怎能不考慮“創收”?面對這個看似矛盾的問題,吳孟超的解決辦法很簡單——節約。

紙張用正反兩面,會議不提供一次性水杯和茶葉,晚上下班發現走廊的燈還亮著,吳孟超會從頭到尾一個個關上……

他說,醫院是治病救人的,怎么能想著從病人身上撈錢?

農民、工人、學生……吳孟超救治過的病人,很多成了他一生的朋友。

蔣聲和兩次手術時隔33年,都是吳孟超主刀。醫院大樓建成,吳孟超過生日,這位八旬老人都會從浙江趕來。

5年前成功手術的女孩尚蕾蕾,結婚時給吳孟超寄來喜糖,生了孩子又送來紅蛋。

還有朱科娜,來到吳孟超身邊當了一名護士。28年前,當她是一個出生僅4個月的嬰孩時,正是吳爺爺冒著巨大風險為她切除了肝臟腫瘤。

——那次手術,又是一次震驚醫學界的“世界之最”!

“我看重的不是創造奇跡,而是救治生命。”吳孟超說,“醫生沒有挑選病人的權利,只有為患者解除病痛的義務。如果過多考慮自己的名利得失,無數病人就可能在我們的猶豫中抱憾離世。


國家使命


“我們能不能把‘肝癌大國’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?”

“我們建議,以‘兩彈一星’和‘神舟六號’攻關精神和運行機制為榜樣,組成打破部門界限、學科界限的肝癌攻關協作組……”

2006年春天,吳孟超聯合其他6位院士向國家有關部委呈送報告。

此時,他剛剛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,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醫學家。站在人生輝煌的頂點上,吳孟超牽掛的是整個民族的未來。

中國集中了占全世界半數左右的肝癌病人,每年有新發肝癌病例近40萬。盡管我國肝癌術后5年生存率已從上個世紀70年代的15%提到了今天的50%至60%,僅靠手術和各個單位的分散工作,發病率的下降和治愈率的提高仍然十分有限。

報告引起重視。很快,衛生部將肝病研究納入“十一五”重大傳染病專項。2010年的最后一天,“國家肝癌科學中心”正式落戶上海。吳孟超多年來設想的“集團會戰”有了全國性的項目和平臺,中國肝癌治療的“航空母艦”即將起航。

“我們能不能把‘肝癌大國’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?”從吳孟超發出第一聲追問至今,已過去半個世紀。

“吳老邁出的每一步,都緊扣時代脈搏,是我國肝膽外科事業的里程碑。”第二軍醫大學政委陳錦華說。

半個世紀前,中國的肝膽外科事業,正是從吳孟超和他的同事們手中艱難起步。

世界第一例肝臟手術發生在100多年前的德國。到了20世紀50年初,中國的肝膽外科領域還是一片空白。一個日本醫學代表團訪華時斷言,中國的肝臟外科要達到日本的水平,至少也要二三十年!

在聽到這句話的當晚,吳孟超向學校寫報告,闡述向肝臟外科禁區進軍的重要性與緊迫性。末了,寫上16個大字——“自力更生,艱苦奮斗,奮發圖強,勇攀高峰。”很快,他率領“三人小組”開始了肝臟外科的探索。

1978年3月,全國科學大會召開。作為代表參加會議的吳孟超,欣喜地迎接著科學的春天。第二軍醫大學成立了我國第一個肝膽外科,吳孟超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。他先后培養出的260多名碩士生、博士生,成為了我國肝膽外科的骨干。

上個世紀90年代,在吳孟超的建議下,肝膽外科擴充為肝膽外科醫院。又過了幾年,這所醫院進一步發展為獨立的專科醫院和研究所。這個世界一流、國內最大的“院所合一”肝膽基地,有一個響亮的名字——“東方”……

“中華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東方,我們的科研沒有理由不站到世界的最前沿!”這是一位卓越醫生的大志,這是一位科學大家的眼光,更是一位老共產黨員心系國家和民族的情懷!“開刀頂多是開一個、救一個,沒有基礎研究,我們就不能真正搞通導致肝癌的病因病理,更找不出徹底解決肝癌的辦法。”吳孟超堅信,臨床與基礎研究是腫瘤診治的兩翼。

“文革”結束,當人們都對“手術刀”充滿向往時,他卻鼓勵一些學生轉向基礎研究。

他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實驗室。就是從那間逢下雨就變成一片汪洋的小平房里,走出了王紅陽、郭亞軍、從文銘、沈鋒、錢其軍等基礎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。

對于吳孟超這位嚴師,學生間流傳著一個說法——被他“罵”得越多的學生越有出息,如果不挨“罵”,就說明你沒有前途了。

博士生楊田把自己將在國外雜志發表的文章校樣交給老師審閱。此前已經看過這篇文章的吳孟超伸出食指點著字行,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,發現了一個問題——“這個逗號,應該改成分號。”

楊田聽了沒作聲。這算是哪門子的錯誤啊?

吳孟超知道他的心思。“不能小看這多一點少一點。我們做手術,少一點,腫瘤就切不干凈,多一點,可能弄破別的血管!”

這個經常“罵”人的可愛老頭,也有著慈父的一面。

一次手術,李愛軍一針下去,扎在了吳孟超的食指關節上,皮都揪掉了一塊。沒想到,吳孟超換掉手套再次上臺后,不僅沒有責備自己的學生,還反復叮囑:“你們還年輕,以后千萬要注意,別被扎著了……”

“我的技術沒有專利。”“衡量導師是否合格,最終的標準是學生能否超過自己。”吳孟超就是這樣為一代代學生傳道授業解惑。

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學生們走向全國,走向世界。

中國工程院院士王紅陽是吳孟超送到國外深造的學生之一。1996年冬天,正在德國科學院工作的她接到吳孟超電話,說自己在德國出差,要來看看她。

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,氣溫低至零下20多攝氏度。直到晚上10點多,吳孟超才趕到王紅陽的住處。顧不上抖落身上的冰雪,顧不上喝口熱水,老師從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病例交給她:“這是國內最新的典型病例,你可能用得上……”

吳孟超盼著他們學成歸國。在與學生們的通話中,他會一遍遍講——“醫院新樓已經蓋好了,馬上就要搬進去了!”“我們今年的門診量和手術量翻倍啦!”“新的學科剛剛起步,你們大有可為!”一批批學子如約歸來。多年前,吸引著吳孟超回到祖國的,同樣是這激情似火的召喚。

1937年,抗日戰爭爆發。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英勇作戰的事跡,成為馬來西亞華僑們的熱議話題。吳孟超和同學們把畢業聚餐的錢捐給延安的八路軍總部,竟然收到了毛澤東和朱德的回信。

初中畢業,18歲的吳孟超和6名同學相約回國抗日。到達云南后,由于日軍和國民黨的封鎖,他們一時去不了延安,只好留在昆明求學。

發生在回國途中的一幕,吳孟超至今無法抹去。

在越南西貢過海關時,驗關的法國殖民者要求吳孟超一行在護照上按手印,而同時過關的歐美旅客只需簽字。

“為什么不讓我們簽名?我們會英文,會中文,會寫自己的名字!”吳孟超質問驗關員。

“黃種人簽什么字?你們是東亞病夫!”法國人吼道。

吳孟超緊咬下唇,不讓淚水流下來!為中華民族爭氣——這顆樸素的報國心,從此伴隨他一生的選擇:回國,從醫,入黨,參軍……

國外的朋友曾不止一次勸說,你這么大的名氣,出來辦醫院,早就是大富翁了!

吳孟超淡淡一笑,他志不在此。從回到祖國的那一天起,從目睹解放上海的大軍露宿街頭的那一刻起,他已為自己的忠誠、自己的摯愛找到了扎根一生的土壤。從1996年起,他就將個人積蓄和社會捐贈的資金設立基金,用于鼓勵和表彰年輕的科研人員。目前,基金已發展為“上海吳孟超醫學科技基金會”,總額達到1500萬元。

1979年,在美國召開的國際外科學術會議上,吳孟超的發言,讓世界肝膽外科界第一次聽到了中國的聲音。今天,我國的肝病診斷準確率、手術成功率和術后存活率位居世界領先,中國人當之無愧地攀上了肝膽外科的峰巔!

吳孟超不愿停下來。在他的藍圖里,5到10年間,肝癌術后5年生存率要提高到80%,30年到50年間,中國人要為全世界找到治療肝癌的根本途徑。

又一個春天悄然來臨。55年前,同樣是在這樣一個草長鶯飛的季節,吳孟超先后參軍、入黨。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”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”,軍旗黨旗下發出的莊嚴誓言,與他從醫時宣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起,在吳孟超的生命中刻下了最深的印記。


60年前,他搭建了第一張手術臺,到今天也沒有離開。手中一把刀,游刃肝膽,依然精準;心中一團火,守著誓言,從未熄滅。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馬,要把病人一個一個馱過河。半個多世紀的嘔心瀝血,吳孟超推動了中國肝臟醫學的起步與發展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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